好几年前，有这样一则新闻，一项小学生作文竞赛中，不少孩子笔下的妈妈不再“伟大”、“慈爱”，而是成了“变色龙”、“母老虎”、“河东狮吼”……当时就有专家指出，望子成龙心态是造成母亲焦虑现象的元凶，也正因为此母亲正在成为社会和家庭矛盾的焦点。

当时间来到2010年，我们发现，母亲的焦虑远远不止这么一丁点。幼儿园小朋友的母亲焦虑孩子会不会被拐骗、被绑架、被反社会人士莫名其妙地砍杀;小学生的妈妈担心孩子被绑架甚至撕票;初中生的妈妈焦虑孩子会不会承受力太弱、会不会一个不高兴就玩一把自杀或者被牵涉进艳照风波;剩女的母亲焦虑年过30的女儿万一真的一辈子嫁不出去，还会不会像现在这般没心没肺……

母亲从局部焦虑转向全面焦虑

关于母亲焦虑的表现，几乎每个人都不缺乏深刻认知。母亲属于这么一种人，她们———往往跟父亲相反———很少掩饰自身的焦虑甚至乐于把这种焦虑表现出来，试图用琐碎的、忧心忡忡的、循环反复的传达方式将某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传染给子女。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城市化转型的加剧，母亲焦虑的次数越来越多。

“假如把时间往前推三四十年，那个年代母亲的焦虑要轻得多。在当时的集体化语境中，每个人都有很强的社会角色，包括孩子也被定义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家庭概念被弱化。孩子不完全属于父母，还属于革命事业，属于接班人。他们今后的成长、工作、住房等等，国家都会承担很大一部分或者说几乎被国家所限定，所有的责任并不完全压在父母身上。”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社会学教授于长江比对当下后指出，随着社会转型及市场化的深入，国家放手，孩子的社会角色被消解，完全归入到父母的名下，“全责”概念持续冲击母亲脆弱的神经。

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主任孙振华也承认，上世纪90年代以前，母亲的焦虑多带有强烈的社会性色彩，重视群体利益，忽略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孩子能不能成为社会有用的人，能不能顺利接革命事业的班”，焦虑背后所隐藏的期待也是宏大叙事式的。“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个回归，人们从社会性诉求中解放出来，人的天性、母性得到极大释放。集体性焦虑演化为个体更日常化、伦常化的焦虑，偏偏社会提供的支持包括心理和技术上的支持非常缺乏，家庭往往要扛起养育子女的全部责任，母亲们在焦虑中显得特别无助。”

焦虑感只会越来越重，更加深化

校园安全、早恋、升学、工作、买房、婚嫁、身体……甚至每天关注子女所在城市的天气，焦虑孩子被风吹雨淋。自打子女回归到完全的家庭所有制后，母亲的焦虑变得细碎又具体，持续累积、没完没了。而在于长江看来，焦虑还将越来越多。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个‘创意’社会，复杂程度无法估量。每个‘创意’中都隐含着危险性、可能性，如果被恶意利用，将会引发母亲新一轮的焦虑。例如社会安全感，现在的母亲，对孩子在社会上的安全感肯定远低于以前的母亲。因为社会变得功利了，拐卖儿童存在巨大利益;因为社会急剧转型，造成一部分人心理极度失衡，将发泄的目标瞄向了柔弱的儿童。”于长江提出了“社会不安全感”与母亲焦虑的关联关系，“她们的焦虑正是社会不安全感的折射，现有的秩序无法给母亲不焦虑的信心，随着转型社会复杂属性的强化，母亲的焦虑有加深加重的趋势。”

相比现在，孙振华更怀念三四十年前放学后小学生排队手牵手回家的场景，“当时社会治安好，学生也被有集体有组织地管理。现在每个家庭都要承担接送孩子的任务，又是独生子女，必须小心呵护，怎么能不更焦虑?反过来看，这种焦虑把社会对孩子的关注推到焦点位置，只要涉及孩子都会成为社会敏感度高的话题。对那些存在反社会心理的犯罪分子来说，他们想要造成社会的极大恐慌，往往选择伤害孩子。最终形成恶性循环，母亲愈加焦虑。”

深圳母亲比内地母亲焦虑感更强

除了关注子女安全、学业、婚姻等母亲们共通的焦虑外，深圳母亲的焦虑似乎还有些不同。“她们有选择地焦虑。深圳不少家庭的生活条件比较富裕，母亲们总想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能为孩子做什么。”加州儿童会负责人杨帆见过很多母亲为送子女去美国读书还是英国读书焦虑万分，“选择太多，同样会产生强烈的焦虑感。”

孙振华直言深圳母亲焦虑的目标相比内地母亲更高一点，“内地母亲更侧重于孩子的教育、考大学、找工作这类生存焦虑;而深圳的不少母亲对孩子考不考国内的大学看得较淡，大不了出国读，甚至会劝孩子没必要去跟这个设计不合理的高考制度拼。深圳母亲更开明一些，对学习成绩和就业没那么紧张，而是希望孩子身心能发展得好。”

当然，无论深圳母亲还是内地母亲，与美国母亲比起来还是太过焦虑，“美国家庭的孩子多一些，自然分散了母亲的注意力，加之美国人对孩子的教育并不强求，不唯读书高，尊重孩子的职业选择，在子女教育就业上也没那么焦虑。”不过杨帆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美国母亲最焦虑孩子的青春期，担心子女染上酗酒、吸毒、生活混乱的坏毛病，而中国母亲最焦虑孩子的幼儿小学阶段，等到中学阶段反而舒了口气，觉得孩子大了做事该有分寸。

缓解母亲的焦虑要调整社会设计?

母亲的焦虑越来越多，子女能做什么?“还是先看看社会能做什么。”于长江表示，母亲的焦虑其实是整个社会总体焦虑的一部分，它由社会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引发。“生活在一个自己都不了解的社会里，焦虑只会越来越多。加强社会控制，让大家对社会的结构、数据、变化做到心里有数，才能避免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这种控制绝不是加强警力那么简单，而是要建立好的机制，让社会自己管自己，形成一个良性的具备约束力和威慑力的社会氛围。我们现在的很多做法不是在搞社会控制，是在控制社会。”

孙振华也认同要从“社会设计”方面做安排的解决之道，调整整个社会结构趋于合理，包括分配制度、救助制度、福利系统、养老制度、失业救济等等，让个人不必过分依赖家庭，而是由社会提供一套服务系统，母亲的焦虑才会弱化。“至于那些成年人，面对母亲的焦虑，可能会觉得很烦，但随着年龄增长会发现，这种来自母亲的焦虑，一旦没有了，也是很大的缺失，让人极度怀念。有人时刻关心自己，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无论年龄大小，都是非常重要的感觉。”

有专家指出，望子成龙心态是造成母亲焦虑现象的元凶。

但也有专家说，转型期的社会是一种创意社会，每个“创意”中都隐含着危险性、可能性。如果被恶意利用，将会引发母亲新一轮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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